重视共患病在IBD诊治中的影响
IBD的肠外表现及共患病增加了IBD诊治的复杂性。医院的钱家鸣教授为我们带来了关于IBD共患病的精彩讲座。钱教授介绍了IBD共患病通常与IBD有共同的自身免疫或基因背景基础，同时还需要与IBD肠外表现以及药物治疗相关的并发症加以鉴别。IBD合并的肠外表现有口腔的阿弗他溃疡、增殖性脓口炎;IBD的共患病有MDS、1型糖尿病、心内科疾病、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等。另外钱教授还提出IBD特殊共患病的诊断策略，当出现IBD和另外一种疾病共存时，我们需重审IBD的诊断是否正确，所表现出来的肠道溃疡是否为系统性疾病、肠道感染导致、系统病疾病应用药物等所致，此外还需考虑系统性疾病影响凝血机制导致肠道缺血等少见原因。临床医师需要全面认识IBD的肠外表现、共患病、特殊人群、机会性感染等，治疗上需兼顾IBD和共患病的受益与风险，钱教授的讲解使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了IBD共患病相关的内容，也使IBD医师意识到在治疗肠道病变的同时评估肠道以外的病情是治疗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冉志华教授生物制剂失应答监测时机与应对策略
IBD的生物制剂治疗方面目前面临着很多挑战。来自上海市炎症性肠病研究中心的冉志华教授讲到IBD是异质性疾病，存在原发性不应答与继发性不应答，给其治疗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生物制剂治疗IBD原发性不应答的定义目前尚无共识，公认的临床定义是诱导治疗不能改善其临，症状和体征；部分应答包括以下三种情况：1.血清CRP水平和临床症状均降低或改善，但未变阴性或消失；2.无临床症状，但血清CRP水平为较高3.即使患者没有症状且血清CRP水平为阴性，在影响学检查上观察到活动炎症等。冉教授讲到生物制剂原发性不应答的危险因素有：病程长，超过2年，广泛的小肠病变、吸烟、正常CRP、一些遗传突变或基因多态性等因素。此外冉教授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原发性不应答的处理方法，如排除狭窄或感染、用客观的方法评估疾病的活动性，确认患者的依从性、考虑TNF-α制剂用药途径的调整，分析药物的代谢情况等，抗TNFNaive患者对其他作用机制生物制剂有更好的治疗反应。继发性失应答指在诱导缓解成功后，随后在维持治疗期间失去反应，继发性失应答在前12个月的治疗中的发生率更高。免疫原性为抗TNF-α失应答的主要原因，应利用达标治疗的原则评估治疗反应减少等待时间。而其他优化治疗的方案包括联合治疗、增加剂量或缩短时间、改换其他作用机制药物等。
▲肖书渊教授肠道特殊感染与IBD鉴别之陷阱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肠道疾病，但由于肠道疾病的复杂性，其与肠道感染性疾病的鉴别存在一定的困难。医院的肖书渊教授首先为我们分享了一例精彩的病例，青年男性患者，其临床及病理均符合克罗恩病的表现，但最终经过对其病史、临床特征、内镜及病理等的反复推敲，确定其为肠道血吸虫感染，从而引出肠道感染这一主题。肖教授讲到肠道的感染在其部位上具有一定的特点：十二指肠的感染通常有病毒、真菌等，空回肠的感染病原体类似于十二指肠，同时可出现结核感染，而阑尾部位则寄生虫感染相对常见，结肠部位可有病毒、产毒素的细菌、结核、艰难梭菌等，而直肠部位的感染注意警惕性传染性疾病。肠道的感染可发生在健康人、免疫低下的人群、儿童、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肠道感染包括肠道病毒感染，如CMV结肠炎、肠道EBV感染等，细菌感染如艰难梭菌的感染，其他如寄生虫感染、梅毒螺旋体感染、隐球菌感染等，肖教授还通过病例讲解，病理图片的展示，详细为我们讲解了肠道感染性疾病与IBD的鉴别诊断，体现了临床医师病理医师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IBD诊疗中的重要性。
▲沈博教授IBD术后内镜的处理原则和技巧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医学中心的沈博教授为我们作了题为“IBD术后内镜的处理原则和技巧”的精彩演讲。沈教授提到，IBD患者随着病程延长，并发症发生率逐渐增高，通常需内镜或手术治疗。术后肠道的解剖结构改变，因此掌握IBD常见的的手术术式对内镜医生来讲尤为重要。目前IBD手术的主要术式有：1.肠道切除与吻合术，这是目前最常见的IBD术式。IBD患者术后6月通常需要内镜监测，在进行内镜检查时，进入吻合口长度＞10cm，以便评估肠粘膜炎症。当前临床用于评估术后复发的指标有：改良Rutgeerts评分、SES-CD评分以及CDEIS评分；2.造口术，术后内镜检查应注意盲端位置。造口术后造口周围易出现瘘、狭窄、疝以及脓皮病，行内镜检查时应谨慎；3.IPAA术，这是UC患者临床最常见的术式，内镜医生需注意J型储袋与S型储袋输入袢的位置区别，IPAA术后易出现储袋炎；4.转流术，IBD患者行粪便转流后由于缺乏短链脂肪酸，黏膜屏障减弱，UC病人结肠癌风险增加；5.狭窄成形术，内镜时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