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以实玛利。”她想起这句反讽，不禁微笑，眼带忧思地望着我身后那间病房。一个年轻家庭的父亲正躺在病房中，逐步朝死亡迈进。
“只不过是4个月前的事，却像一生那么长，真的。那天我走进诊所，他就在那，坐在小房间里，等着一位前来助他一臂之力的伟大医生。那位医生就是我。‘早安，贾西亚先生。’我说，带着初为医生者应有的轻松而朝气十足的口吻。他跳了起来，这位脸上漾着灿烂微笑、身材矮小的西班牙裔仁兄，说：‘叫我以实玛利。’想象一下!我猜他没读过那本书。梅尔维尔的以实玛利幸而存活，我的以实玛利却从无机会。他在几日后撒手人寰，可是我一辈子都将记得他。”她暂时打住。我看得出她接下来要说的话卡在喉咙里，难以启齿，因为当她终于说出口时，声音嘶哑：“他是我第一位患有这种该死疾病的病人。”
自从伊希玛·贾西亚[伊希玛(Ismail)是西班牙名字，转成英文就成了Ishmal，以实玛利]从椅子中跃起，伸出手与玛利·狄佛医生握手的那个夏日午后起，危机接二连三而至，俩人也都有异于既往的巨大转变。尽管狄佛在医学院时见过不少艾滋病患者，但她一直无法全盘了解这种疾病对个人所造成的全面性伤害有多严重，直到她承担起刚毕业医生这份令人诚惶诚恐的责任。
从他第一次出现在艾滋病诊所那个晴朗无云的7月午后，至她注定要宣布他死亡的那个阴冷灰暗的11月早晨为止，狄佛与以实玛利都是医患关系。不论是住院或门诊期间，他都把她当成他的个人医生。偶尔当狄佛轮调其他工作时，别的医生会短时间负责照顾他，但他们总会再碰头，继续这段双方都预知结果的惨淡旅程。
大多数医生在受训初期都会与病人发展出某些关系，作为往后职业生涯应付疾病与死亡的标准模式。对狄佛而言，贾西亚代表的是现代从医者未曾见过的古老影像，对一种造成人类英年早逝的传染病的无力感。
年以前，没有人会把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列入死亡因素之列。这种疾病首次出现时，正值生物医学开始庆祝之际，那时，他们以为征服最后一种传染病已是指日可待。艾滋病不仅使微生物的猎捕者感到苦恼，也动摇了我们对科学与科技可使人类躲过大自然随兴之举的信心。在短短几年内，几乎每位受训的年轻医生都在治疗其分内那些本该存活却生命垂危的患者。
虽然以实玛利根本听不到我们可能发出的任何声音，但狄佛医生与我还是悄无声响地步入他的病房。此举并非必要，而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在人临死之际，他的房间顿时成了一座教堂，理当带着敬意安静入内。
这一幕与一般病人垂死前，医护人员竭尽所能企图将病人由鬼门关拉出，再度过数月数周甚至数日、数小时待死岁月的场景大相径庭。以实玛利在陷入难以计数次高烧与语无伦次的深谷后，终于昏迷;这倒也妥当，至少最后一刻是不该被打扰的。
病房上方的照明灯已经关上，百叶窗将秋日正午的阳光挡在窗外，整个房间笼罩在柔和的日光中。床上无意识的男子发着高烧，额头上泛黄的皮肤与新换的雪白枕头套形成强烈的对比。哪怕从他受病魔蹂躏的病容也能看出，他一度应是相当俊美。
我看过以实玛利的病历，也知道在他临终时刻，这份静谧将会被医护人员全力急救的努力所打破。几个月前，以实玛利在感到恐怖的一刻，曾要求妻子注意医生们是否确实尽一切可能来保住他的生命，而且她也不能准许医生们放弃。而今，卡门无法不相信艾滋病小组告知她的：所有可行之道皆已无效。她现在只能执一种信念了：她的丈夫灵魂不死。
虽说以实玛利病前三年已与妻子分居，但在法律上，她仍是他的最近亲，也是他家族的发言人。事实上，她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言，因为卡门与丈夫已坚决把诊断作为两人间的秘密。以实玛利的双亲与两位姐妹都不知道他的病名。即使他们知道，也从未提起。
在卡门了解到以实玛利病情严重性后，她让他回家，而且将他多年的不忠与毒瘾，甚至他的不负责任导致她与三个女儿陷入几近赤贫的窘境置于一旁。他回家后，她成了他的护士，也是唯一了解他最终结果的家人或朋友。她说，他仍是位好父亲，在这方面她欠他甚多。看在三个女儿与曾经共同生活的份上，她允许她垂死的丈夫回家。
在以实玛利的“时候”来到时，卡门拒绝让他撒手归天，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帮他最后一个忙，毕竟她相信这是她对他的承诺。她不愿意与医生讨论为何她不听他们的论点，也没有人忍心强迫她这么做。据他们告诉我，他们猜测在她意识的底层，以实玛利对女儿的关爱使卡门对自己拒绝放荡的丈夫，以及对他间或表示悔改的言语故不作答，感到莫名的罪恶感。小医院的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会诊。然而当他们告诉主席，急救可能成功时，他又无法不揣测卡门的本意。这种情况下，谁知道智慧何在?
以实玛利在病房中从不孤独。三位女儿总是通过窗台旁悬挂的那张放大照片的相框，俯视他们敬爱的父亲。这三位卷发的漂亮女孩，身着宴会服，对着他们远较今日快乐的父亲及全世界微笑，我指着照片，无言地问狄佛一个问题。
“没错，”她说，“大的两个几乎天天来，但卡门从不带老幺来。6岁的那个只会独自在床脚边玩，她还不怎么懂事。10岁的那个一直哭，她在这里时，每分钟都站在父亲床边，抚摸着他的脸，忍不住不哭。当她们来时，我尽量不来这病房，我无法忍受。”
小孩照片下方有一本西班牙文圣经，翻开至诗篇27~31篇，其中几节由各种不同颜色的笔做记号。我抄下其中几节，回家后查：
27：9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走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
27：10我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28：6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我突然想到，“以实玛利”就是希伯来文的“主已垂听”。这个名字源于上帝在荒野中发现在女主人撒拉盛怒下出走的女仆夏甲时所说的话：“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上帝在井边发现这对母子，并随后给这口井取了个名字，表示他们的困境，即“庇耳拉海莱”(Br—la—hai—roi，活着的人见过的井)。
当圣经中的以实玛利14岁时，上帝再次看到与听到他，而这次它回答的是少年本身的声音，将他从在荒野中随时可能死亡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并允诺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即阿拉伯)。
然而，上帝似乎未曾听见躺在床上的这位以实玛利的声音，不仅耳未听，似乎眼也未视。尽管他察觉到他所爱之人的折磨，却未见他采取行动。就这点而言，以实玛利就如同约伯。上帝在约伯受苦受难时，起初不仅不理不睬，而且保持缄默，仿佛选择了耳聋目盲。若上帝听得到贾西亚的恳求，或看见他的痛苦，他也未曾回心转意。他在面对这个该死的疾病时，未曾回心转意。
我宁可相信上帝与此事无关。我们正目睹大自然毫无意义、史无前例也不是什么隐喻的大灾难，尽管许多人对最后一点持相反的意见。许多教会人士也同意，上帝在这方面并未扮演任何角色。荷兰改革教派主教们对恶魔是否卷入无法解释的人类苦痛这个陈年老问题态度明确：“事物的自然法则并非必然等同于上帝的旨意。”他们的立场与许多基督教与犹太教各宗派牧师相同;任何较此更不宽容的立场都是无情的，而且对遭受太多磨炼的人们而言，是进一步的打击。艾滋病有许多地方仍待学习，但其课程在于科学与社会领域，而非宗教所能阐释的范围。我们所应付的并非惩罚，而是一种罪，一种大自然偶尔对其创造物随机所犯的罪。就如同法国左派小说家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Franc)提醒我们的，大自然是不区分善恶的。
困惑的浪子
艾滋病所教给我们的，远超过临床事实所揭露的。虽说此话几乎适用于各种疾病，但用在艾滋病上更为贴切。然而，不论艾滋病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为何，在揭露艾滋病如何置患者于死地前，必须了解艾滋病在临床及科学上的若干表征。以实玛利·贾西亚就是最典型的个案。
年2月，以实玛利的血液检验首度对HIV呈阳性反应。他是因左前臂一个开放性伤口一直无法愈合医院求诊的，而血液检验正是为了检查伤口为何无法愈合。造成感染的原因几乎可以确定是他注射毒品的习惯。除此之外他并未觉得不适，伤口在几次抗生素治疗后也迅速消失，他在得知HIV阳性反应的那次门诊后，就再也不做追踪约诊了。年1月，他开始干咳，且慢慢恶化。在咳嗽日益恶化的同时，以实玛利胸部出现压迫感，咳嗽或吸气时尤为严重。在情况日益严重后一个多月，他开始对两种新出现的症状感到恐惧：高烧以及连少量活动都可造成的呼吸急促。当他发现自己连在纽黑文郊区小房间中走路都感到呼吸急促时，医院的时候了。
在急诊室所照的胸部X光片显示，以实玛利肺部广泛地弥漫着薄薄的白雾，代表着因某种感染使血液无法充分与氧结合的广大区域。动脉血液分析显示，氧气含量异常低，反映出受感染的肺组织吸取不足。当住院医生检查这位发高烧病人的口腔时，他看见几个每位新的艾滋病患者都会呈现的病灶——以实玛利的舌头上覆盖着一层鹅口疮的乳白色菌状肿。
胸部检验结果与艾滋病最常见的一种肺炎一致。这种肺炎是由一种称为肺孢子虫(Pnumocystiscarinii)的寄生虫引起的。以实玛利于是住院，医院把一种称为支气管镜的蛇状检视装置伸进他的气管底部，采集小部分样本以供培植与显微镜研究之用。研究发现肺炎组织的紧密球状结构。医生给他抗霉菌药物以治疗鹅口疮，以及一种专治肺孢子虫肺炎的抗生素(称为pntamidin)，慢慢地，他康复了。以实玛利住院期间，被发现患有贫血，而且白细胞过低。尽管他坚持自己吃得不错，但他称得上营养不良——血液中蛋白质逐日减少。量体重时，他赫然发现一向稳定的磅竟少了4磅。然而，最坏的消息却是他尚无法了解的：感染HIV的指标细胞，即T4(或CD4)淋巴细胞的数量降到百立方毫米个，远低于正常标准。
以实玛利是否遵从出院指示服用药物，以预防当时已知的叫作肺孢子虫肺炎的进一步病症，不得而知。很可能没有，因为当他11个月后，也就是年1月再度就诊时，症状与当初类似，且情况更糟。这次他主诉头痛、恶心及头晕。脊髓液评量显示，他患有由一种称作新型隐球菌(CryptococcusNoformans)的酵母菌状微生物所导致的脑膜炎。医生同时发现他的右耳被细菌感染，但因为他心智状况过于迷乱以致并未察觉。他的CD4已降至50，表示HIV正迅速破坏免疫系统。以实玛利差点就死于三种感染的合并症状，但耶鲁纽黑文艾滋病小组妙手回春，将他由鬼门关拉回，住院三周后，他又能回到卡门与三位女儿的身旁，累积了1.2万美元的医疗费。由于他在注射毒品被工厂炒鱿鱼后早已丧失健康保险资格，这笔开销遂由康涅狄格州政府负担。
年7月初，此时已谨慎继续就诊的以实玛利，左腋窝出现一大块疼痛异常的脓肿，必须动手术引流。他在这次就诊时初识玛利·狄佛。她将在未来几周负责治疗其窦炎及另外一次的耳部感染。在这期间，以实玛利的脓肿亦告痊愈。
正当以实玛利的细菌性疾病康复之际，他再度发现自己常头晕目眩，有时甚至无法保持平衡。在这些症状出现后不久，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卡门也察觉，他有时连一句简单的话都无法理解。这些症状在一个月内急速恶化，直到以实玛利在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头晕、想睡。尽管卡门和医生们由衷感激，但她屈服于他的恳求，未将他送到急诊室。她和以实玛利两人都对再度住院的含意感到害怕。他的体重现在下降得更快，而且他们心里有数，医院，他可能再也回不了家。
当卡门一日早晨醒来，发现丈夫的病情医院后，她终于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时候，以实玛利几乎已陷入昏迷状态，他的左手臂无法控制地抽动，对旁人在耳边喊叫的命令也无法回应。有时候，他整个身体左半部会短暂地痉挛，一次计算机断层扫描显示，各种发现与一种由称为啮齿动物弓形体(Toxoplasmagondii)的原生动物所引起的脑部感染相吻合，不过血液测试并未证实这种诊断。扫描图片很明显地显示，他脑部两侧有许多小团状物。类似的异常现象常可在患有淋巴瘤的艾滋病患者中发现，但以实玛利的症状看起来更像弓形体病。
此刻，医疗小组决定，虽然诊断无法完全确立，但最安全的方式是着手进行弓形体病的治疗，因为艾滋病患者出现这种病的概率较淋巴瘤为大。在两周的药物治疗仅有些微的进展后，以实玛利被送进手术室，由神经外科医生在他的头骨上钻一个洞，取出一小块脑组织以供活体组织检验。显微镜下无法辨别脑中的微生物为何，但出现了一些变化，病理学家相信那是由弓形体病引发的疾病痊愈后所导致的。这一点鼓励了艾滋病小组在诊断仍有部分不确定的情况下，继续他们的治疗。然而，不到一周后，以实玛利的病情明显恶化。由于无法辨识出绝对的弓形体，艾滋病小组中对此诊断有异议的成员提议以激光治疗另一种可能，即脑部淋巴瘤。在HIV出现前，脑部淋巴瘤极为罕见，但现在艾滋病患者常患有此病。
以实玛利在接受X光治疗时，起初能由深沉的昏迷状态中局部清醒。甚至一度他还能吞下卡门或护士用汤匙喂入他口中的乳蛋糕或浓浆一类的食品。可是好景不长，他再度陷入昏迷，每日最低体温升到~华氏度，且除了一些性质难辨甚至有抗治疗性的全身感染外，他还患有细菌性肺炎。这就是那个11月正午，我和狄佛站在以实玛利的床边时，他的情况。
虽然以实玛利已毫无知觉，但他的表情显得相当困惑。或许他隐隐约约知道自己正努力将空气送入或运出受感染的肺部，或者是输送到他奄奄一息的组织中的氧气正日渐减少。他得了脓毒病，整个生命机制开始失去功能。或许他脸部困惑的表情与喘不过气的组织所带来的生理疼痛毫无关系。可能他内心正试图表达，他已疲于继续，他想死，却又不能。不过，他真的可能渴望死亡吗?每次挣扎都可以再一次获得与女儿见面的机会，难道这种痛苦不值得吗?没有人知道，为何垂死的人会有他们那种表情;又或许痛苦的表情与宁静的外表一样不具任何意义。
以实玛利的苦痛在隔日早晨结束。因感到丈夫死亡的迫近，本在纽黑文一家厚纸板箱工厂上班的卡门告假一天。她坐在他病榻旁，眼见他的呼吸慢慢地越来越长，直到完全停止。由于医护人员未曾再找卡门，卡门前一晚已告诉狄佛，不需急救，她看得出自己已信守对丈夫的承诺，已尽人事。当以实玛利呼吸停止时，她步出病房，通知那位早上大部分时间坐在她身旁的护士。然后，卡门做了件她在以实玛利在世时一直拒绝做的事——要求接受HIV检查。
来历不明的时代新病
在我所属的美国东北部，艾滋病已是25~44岁男人的主要死因。在该地区中，这个年龄层的人们因街头暴力、吸毒及帮派械斗而死，与养育他们长大的赤贫与绝望，都是都市环境中人人熟悉的一环。一个人该如何从这种苦痛中寻得意义，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智慧，也未揭示任何教训。艾滋病是隐喻，是寓言，是象征主义，是悲叹，是对人性的测试，是万物受苦的缩影……是这些研究消耗了今日文人与道德家的知性能量，仿佛必须不计代价地从这种苦痛中提炼出某种良善的东西，但艾滋病与既往疾病之间总是找不到类似性。
“从未有一种疾病具有艾滋病一般的摧毁力。”我这句话的立论基础偏重于它令人害怕的病理生理学层面，而非病程爆裂性的本质及遍及全球的传染力。在此之前，医学从未遇到一种生物，足以摧毁专司身体对抗入侵物的免疫系统细胞。免疫系统还来不及防卫，即被第二波侵略者击败。
艾滋病连开端都与其他疾病不同。目前已有足够的流行病学证据来推测艾滋病可能的起因，及传染力较能获得压抑的途径。部分研究者认为，这种病毒从前的形式异于现在，是某些中非洲灵长类所特有的，但因其在灵长类动物体内不是病原，所以不会导致疾病。很可能的情况是，受感染动物的血液和当地村落一位或数位居民的皮肤或黏膜组织伤口接触，这些人再传染给周围的人。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根据他们的数学统计，第一次灵长类动物与人类传染可能早在年前就发生。由于当时社区间鲜有互动，这种疾病由假设的起源村缓慢地向外蔓延。20世纪中期后，文化模式开始转变，旅游风气兴盛，加上更为都市化，蔓延的速度急速加快。一旦一大群人受到感染，病毒便借着国际旅游散布全世界。艾滋病可说是种喷射推进式的疾病。
早在艾滋病因为出现许多可辨认的个案而引起 几个月内，又有几篇描述类似这种称作同性恋相关免疫不全症候群(gay-rlatdimmunodficincysyndrom，或称GRID)的个案的报道刊出。传染病专家在医学会议、信函及电话中，互相告知所遇见的类似病患。到了年12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社论版一篇简洁的文章略述了问题的各个面向，且以敏感到近乎预知的口吻，指出必须进行的研究架构以及必须强调的社会暗示：
这项发展包括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它的解决之道对许多人而言，可能饶有趣味且极为重要。科学家(以及纯粹好奇者)将会问，为何是特定族群?这告诉我们哪些关于免疫及肿瘤起源的事?研究公共卫生议题的学生将希望由社会的角度来审视此疾病的爆发。一向活跃而且对相关健康议题消息灵通的同性恋协会，将会采取若干措施来教育及保护所属会员。人道主义者则会希望预防不必要的死亡与痛苦。
尽管这篇社论的主笔、杜克大学的戴维·杜拉克(DavidDurack)医生可能不知道，但当时全球已有10万人受到感染。
截至此时为止，已由患病年轻人的组织中辨认出10多种微生物，而其中大多数只能在严重受抑制的免疫系统中繁殖。据发现，免疫反应受影响的部分是依赖T淋巴细胞的部分，这一点由血液中T4或CD4细胞数目大量损耗得到证实。由于受压抑的免疫系统提供平时良性的微生物作乱的机会，因此这种继发性疾病称为机会感染，在杜拉克医生的社论发表时，已知道这种病的死亡率极高，以及“除同性恋者群体外，唯一的患者群体是吸毒者群体”。这种疾病遂改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症候群。(acquirdimmunodficincysyndrom或称AIDS，艾滋病。)
一如前述，艾滋病的出现仿佛来历不明，这对在20世纪70年代中至末期，相信细菌性及病毒性疾病已成过去式的公共卫生机构成员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许多人相信，医学目前及未来的挑战在于征服使人衰竭的慢性病，像癌症、心脏疾病、痴呆、中风及关节炎。然而，只不过是15年后，医学界所谓的克服传染性疾病已成幻觉，而微生物本身才是意外的胜利者。20世纪80年代又有两种新的恐惧来源：抗药性细菌的出现与艾滋病的降临。这两个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领导耶鲁大学艾滋病小组的国际权威杰拉德·佛德兰医生以语带忧虑但预见永无止境灾难的一句话来表达这种处境：“人类存在一天，艾滋病就常伴左右。”
尽管有部分艾滋病活动分子的抗议助阵，但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所收集到的资料，以及防御艾滋病病毒攻击的进展，的确令人惊讶。事实上，在艾滋病流行的第七年，“令人惊讶”正是用来形容研究进度快速的最佳词语，l年，免疫学先锋刘易斯。托马斯写道：
在我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漫长一生中，从未见过任何研究的进展足以与专研艾滋病毒研究室所获得的进度相媲美。就艾滋病发现才7年，且其病原HIV又是地球上最复杂、最令人头疼的生物而言，这些成就实在令人惊讶。
托马斯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早期，“科学家对HIV的结构、分子成分、行为与目标细胞的了解，远超过对世上其他任何一种病菌的理解。”
不仅实验室，治疗领域也出现令人鼓舞的迹象：今日的病人寿命较长，免受病症困扰的时间逐日增多，而且病人的舒适程度亦获改善。这些转变紧跟着人们对艾滋病全球蔓延路线、公共卫生措施以及社会与行为的改变前进。而以上各点正是我们想对艾滋病取得最佳控制所必需的要件。
大部分的进度是各大学、政府与制药界通力合作的结果。在美国生物医学界，这种三方合作的三头马车是种新现象，而且它的存在，绝大部分应归功于最初仅由玻璃圈内人士组成的艾滋病支援团体所领导的强力活动。相对于生物医学研究，病人压力团体是种新的因素，但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得力于艾滋病游说团体的努力与医生的要求，现在国家卫生研究院90亿的预算中约有10%作为艾滋病研究费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一直受到抨击，要求放宽辛苦发展出来用以评量实验性药物的标准。就某些方面来讲，此举大有斩获：在实验室中显示足够效力的治疗药剂可以获得条件性许可。然而，放宽取之不易的安全措施有其危险性，必须铭记在心，即使在疾病流行时亦然。令人特别佩服的，是在疾病控制中心的提醒下，几乎立即展开的研究所获得的早期发现的快速累积。至年年底，发现数起非同性恋毒品注射者患有肺孢子虫肺炎的病例，引起人们猜测这种疾病的散布模式可能类似乙型肝炎，因为乙型肝炎是这群人常见的疾病。于是推测寻找的病原一定是某种病菌。这个理论在年获得疾病控制中心一篇报告的采信。报告中指出，在洛杉矶地区第一次发现的19位病人中，有9人曾与一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这9人又可与其他40个位于10个不同城市中且诊断出患有艾滋病的患者搭上线。这类发现证实了这种疾病是通过性行为传染。
披着细菌外衣的病毒
截至年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已被隔离出来，并证明是艾滋病的病原，而分割免疫系统的方法亦获澄清。同时也确定病程临床症状的特征，并且发展出一种血液测验。尽管这方面的医院内共同达成，但公共卫生官员与流行病学者的研究，更说明了艾滋病突破的大略形式与各种方向。起初，医学界对是否能找出具有摧毁病毒本身能力的药物感到怀疑。大多数的忧虑源自于对此微生物特性的了解，特别是它是借由与所侵袭的淋巴细胞基因物质DNA结合为一体而生存。不止于此，医学界也发现HIV有能力藏在各种不同的细胞与组织中。而HIV在这些细胞与组织中不仅受到保护，且很难被发现。此外，HIV以一种令人惊叹的诡计瞒骗过抗体反应：病毒的外包膜由蛋白质与脂肪类物质组成，而细菌基本上是由碳水化合物包围(蛋白质动员人体免疫反应的速度远较碳水化合物为快);然而，HIV以碳水化合物包住蛋白质包膜，是披着细菌外衣的病毒。这种狡诈的化装技巧成功地减少了抗体的产量。尤有甚者，HIV还会大规模地演变，一旦人体抗体反应或新的抗病毒药物克服了眼前的障碍时，它可以变为另一品种。
鉴于这些挑战，加上HIV借着摧毁其所居住的淋巴细胞，来杀死身体防军的主要支柱这个事实，确有令人气馁的理由。研究人员在几近绝望中，开始对几种他们认为可能对付这种难以捉摸的病毒的药物进行实验室评估。面对HIV的多重性，早期发展疫苗来动员人体本身免疫能力的方法根本不可行，科学家于是采用与对付细菌感染相同的方法来对付艾滋病：他们开始找寻功能与抗生素相同，能杀死传染生物或预防传染生物繁殖，而不需要依赖免疫系统作为第一线防守的药物。部分受测试的药剂本作为其他用途，后来发现效力有限而遭搁置。随着对此病毒特性的了解日益增多(特别是在年HIV可在实验室取得后)，找寻有效的复合剂成了可行之道。截至年晚春，国家癌症研究所已测试过种药，其中15种可以在试管内抑制HIV的繁殖。其中最有前途的是一种在年首次被称为抗癌药物的药剂，这种药剂的化学名称为三叠氮三脱氧胸苷(3-azido，3-doxy-thymidin)，或三叠氮胸苷(AZT，zidovudin)。AZT首次开给病人服用是在年7月3日，而全美12家医学中心也展开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截至年9月，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种药可降低机会感染的频率，而且至少在病毒突变前，可改善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品质。这是第一种被发现能有效治疗HIV所属的病毒类，即逆转录病毒(rtrovirus)的疗法。尽管这种药所费不赀，且可能有毒，但很快成为治疗HIV的主要药物。对AZT效力的发现鼓励人们寻找类似的药剂。第一种确认的药品为双去氧次黄腺嘌呤核苷(didoxyinosin，ddI，或称didanosin)，而搜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AZT的发展仅是早期阶段对付HIV的一个例子。但打从一开始，这些研究即出现了一些令非专家感到茫然的资讯。
在艾滋病研究中，对分子生物学有了更深入的洞察力，监督与预防的方式获得改善，不断修正统计报告，对因机会微生物而受挫的病理学的了解增加了，对对付传染微生物的新药追踪病毒的了解亦逐日增加。
想解释或了解许多伺机侵略者如何消耗成年与儿童艾滋病患者的身躯这种机制，并非易事。感染HIV的患者与照顾他们的人面对这么一连串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不禁感谢已有这般的成就。当一位我这一代的医生与艾滋病小组医生与护士一起查巡病房时。也只能对这些技巧熟练的医生所知之广，以及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习得这么多有关艾滋病的知识感到惊讶。这个小组所处理的病人，个个都有多种感染，有时甚至是两三种癌症缠身;每位病人都在没有确定可预测的反应或中毒的情况下，接受4~10种甚至更多种药物的治疗。以实玛利·贾西亚就服用14种药物。每位病人的治疗方式每天变化，甚至不到一天就必须有新的决定。医院艾滋病区较小，仅有40张床，但总是“客满”。而且仿佛临床挑战还不够大，病人心烦意乱的家人总在一旁静待解答与安慰。艾滋病小组人员总有必须填写的报告、必须观察的病历、必须吩咐的检验、必须指导的学生、必须出席的会议，有不断推出的新文献等待阅读以及常常有必须交的文章。然而最重要的任务，一直是照顾我们那些受苦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之中病情最严重者，身形消瘦、发高烧、肿胀及贫血。他们的双眼寻求无言的保证，保证能由痛苦中解脱，而这种解脱通常与死亡一同来到。无论他们在面对注定的死亡时。有多坚强的毅力，其无情的死亡过程，每次都令人气馁。
摘自《死亡的脸》
《死亡的脸》是耶鲁大学备受欢迎的医学教授、外科医生舍温·努兰的经典作品，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抢救生命似乎是医学的天职与成就，然而努兰年出版《死亡的脸》时即对这种陈旧的观点提出批判，医者不应是疾病的征服者，人类通往死亡之途的最后旅程，应得到尊严的对待。善终是每个人追求的圆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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